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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题: 经方与时方的区别(转载)


yongjita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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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9-5-7 09:12  资料  个人空间  短消息  加为好友 
经方与时方的区别(转载)

    

中医方脉学有两个分支,一是经方派,一是时方派。两者对于中药的理解和运用,各不相同。也许有人觉得一个中药上的差异没必要小题大做,然而方脉一道讲究理法方药,药为立法之根基。在这里哪怕是一点微小的差别,也是值得寻根溯源的。



班氏《艺文志》将上古方技分为四类:一曰医经,二曰经方,三曰房中,四曰神仙。国学常常牵一发而动全局,此四者皆是摄生立命之要术,然而各有偏重,或 兼济天下,或独善其身。医经、经方之学,乃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。医经讲的是针 灸,经方倚仗的是识证遣药。中医四大经典,医经、经方各居其半。医经者,《内》、《难》;经方者,《本经》、《伤寒》。说起《黄帝内经》的《灵枢》,很早就散轶了,然则天之未丧斯文也,此书因流落到朝鲜半岛得以保存。当地人对其奉若至宝,未敢稍加改动,且仍冠以旧称谓之《针经》九卷。直至北宋哲宗在位时期,才有朝鲜使臣携《灵枢》抵达京都汴梁,请求以此书换取宋朝的治国大法。此事非同小可,立即在朝野引起争议。苏轼闻听此言,奋袖出臂,大呼不可,连上数道奏章加以阻挠。也难怪,区区一部医书,在士大夫眼中,怎比得一国的治国大法!然而哲宗皇帝经过一番深思熟虑,毅然同意交换,且随即下诏将其颁行天下。宋哲宗此举,实为功在千秋。

《黄帝内经》古人常谓之“灵素”,罕有“素灵”之称,《灵枢》、《素问》孰为根基,此中原委自不必说。《灵枢》以针道安身立命,《素问》亦不离其宗。 《神农本草经.序》中有言:“医不三世,不服其药。三世者,一曰黄帝针经,一 曰神农本草,一曰素女脉诀。”《黄帝针经》即包含了《灵枢》、《素问》。

《艺文志》所载四大方技,均是出自道门,且非出于医人之手。四大方技包括医经和经方在内,究其根源仅为古人修道扫尘铺路之用。古之好服食者多生奇疾 ,犹古好战之国必有奇殃,武学、医道俱是如此,所谓“修得色身坚强了,遮风避雨好炼丹”。于是便有种医史专家们不愿意看到的可能:虽说医之为道可以利人,然其立法之初衷,仅是为己所用。察医之为道,究其根本在于以正治偏,不修身则不能齐家,更何谈治国平天下!

比《伤寒论》稍晚的南朝时期,有一部华阳隐居陶弘景所作的《辅行诀》,其方源自伊尹《汤液经法》,为经方家正传。陶师髦年好道,年轻时便披发入山,精通阴阳五行神仙方术,兼善写草隶二书。《辅行诀》顾名思义,即为辅佐修行,这也佐证了经方一脉医术最初仅是为修道而立法之说。

事实上道门诸般方术,大多只能为己所用,古典术数就是个例子。再精通四柱的人,也没法推测自己的年月日时,以调配自身五行。也正因为如此,四柱学到老,总是一场空。术数一途唯一有用的就是卜筮,然而卜筮又与四柱恰恰相反——只能为己所用。凡是给别人推演八卦的,无非就是炫人眼目借物喻人。子曰:“加我数年,五十以学易,可以无大过矣。”能看见前面有劫数不难,难的是怎样明哲保身趋利避害。所谓大易者不言卜:易者,变也。明白了有变才有易,也就没必要守着那么两个死卦了。

既然是为己所用,也就意味着自己的香自己点。上古之时,修道之人各有师承,于是都忙着自己修自己的道,上古讲一个“修”字。时至东汉,世间所有神仙方术,一下子都隐没了。大家于是失去了方向,不知如何是好,便常常坐在一起谈玄论道——魏晋好清谈。于是有了王弼大器早成,有了竹林七贤,魏晋讲一个“谈” 字。而到了唐宋,该成的也就成了,那么没成的呢?人家也没闲着,没事就琢磨,我们怎么就不成呢?终于有一天想明白了:哦,不是我们不成,是我们不想成,我们跳出去了——禅宗。唐宋占一个“成”字。最后到了明清,所谓台城故事皆过眼穴的方法。古代针道取穴施针,穴和经井水不犯河水,且以手足四末为根本。察国学国术,多重稍节。如内家拳讲究点重身松,惊起四稍,风水堪舆之学亦同。比方说把墓安在天安门广场,必定不出一天就踩平了。此种地方人马川流不息,杀伐之 气太重,不利于荫泽子孙。稍节则较之根节灵秀,明代皇陵舍太行山主干而偏取其支脉,即是此意。有些事过于“规范”了往往不妥,比如医道。然而宋代“规范”成了风尚,不光针灸,就连方脉一术也在劫难逃。《和局方》颁行了,官制丸药也到街上卖了,于是百姓方便了,医生也方便了——放下现成的方书不用,谁还去研究晦涩古奥的《神农本草经》!

既然不用研究《本经》就能行医,于是一大批医学的优秀人才诞生了……倘使西医,倒是人人都能学得,而中医,决不可以!中人以上,可以语上;中人以下,不可以语上。徐灵胎就说过,“孰知医之为道,乃古圣人所以泻天地之秘,夺造化之权,以救人之死。”倘若没有大根器,是无法承载医道的,勉强也无益。况且如前文所言医道在于以正治偏,大正才可以治大偏。然而丸药出门便有,《局方》一书在手,还有什么可怕的,粗通文墨就敢开方下药。“人命大如天”也早就抛之脑后。这不,老百姓都编出顺口溜了——男用六味,女用金匮。金匮肾气丸好好一个经方就这么给糟践了。

金匮肾气丸来源于仲景《金匮要略》的肾气丸,其中肉桂一物仲师取其化气之用。肉桂温养营血之功人人尽知,而能化气,何也?时方派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,基本上回答都一样“气为血之帅,血为气之母”——诸如这样摸棱两可的理论,实在误人甚深。化气这个程,有赖于肾水的充足,心肾相交,心火蒸动肾水,遂能化气。肾气丸中八味药:地黄、山药、丹皮、茱萸以生水;同时必以苓、泽利水,遂成生化之势;水有了,就必须完成心肾相交,于是以附子振动肾阳,用来升举肾水;心火下移的重任,就交给了善于营养心阴的肉桂,化气这个工程也就完成了,肉桂之妙用即在于此。然而整个过程不是如时医一般气虚补气,血瘀活血,而是依靠三焦气化。郑钦安前辈尝言:“‘气化’二字乃伤寒书一部之真机。”由此得之。

前者提过,方者,方也。所谓肾气丸倒不如说是肾气法。然而宋代医生在大的方向上脱离了《神农本草经》去研究《伤寒论》,仅仅靠这个药清肝明目,那个药燥湿化痰,实在是难以应对。朱肱,庞安时又提出了前人从未敢于碰触的“六经传变”。这个状态下去运用经方,其每每失效也在意料之中。

既然不管用,就不用!“君慎勿滞仲景纸上语。”金元四大家的张从正,寥寥数语,字字振聋发聩。张从正之前的时代,由于官制丸药大行,百姓服药成风,大多补益过度。于是张从正大胆投之以寒凉,一改前人习气,不泥于古方。其大胆创新,灵活应变,令人叹为观止。此前的刘完素也完全依仗医经识证谴药,不再遵循经方之法。此时的经方一道,对于医人来说似乎已经可有可无了。

然而真正结束了经方时代的人,要数李东垣的老师——张元素。相传刘完素晚年不巧得了伤寒,自己使出浑身解数也未能治愈。对于一位屡起沉疴的名医来说,无疑令人难以接受,以至于身为后生的张元素登门自荐的时候,刘氏向隅而坐,不与答言。可老天偏偏还是让张元素成就了,不仅漂亮地治愈了刘氏的病,还引得其连连大呼“后生可畏”!这样的一个人,怎么能不让他名噪京师。

张洁古的医术,来源于医经一脉。有个故事,说张元素学《素问》学得刻苦,有回做梦就梦见有人把他的肚腹剖开,放进去一部医经,从此术业大进。张氏在很大方面继承了《中藏经》,《中藏经》为华佗所传。相传华佗创制“九针之喜”以考验弟子术业,即以古制九针逐一刺入公鸡之身,必令针柄尽末而鸡不得稍痛。如此刺满六针,华佗方准其下山行医而不辱门庭。医经之学本于针道,张洁古将针灸的思路,大胆用在了识证、遣药上,果然出现了不同寻常的效果。于是方脉一途终于也可以脱离本草汤液的根基而另立门户。

然而张元素更大的动作,在于其创造了“药味归经”理论。“药味归经”的出现,标志着经方时代的结束,而新的方脉流派得以现世——时方派。时方派和经方派的理论基础不一样,对本草的理解自然就不同了。如葛根,时方派论其归于阳明。经方本草则察其根系深长,如人身之太阳经;葛根善从土中土中吸水以上达藤蔓,在人身就能引膀胱寒水上达于肺。仲师以葛根治太阳痉病,意即在于此。《本经》谓葛根“主消渴,身大热,呕吐,诸痹,起阴气”,亦不在阳明之列。

由于时方派不习《本经》,“药味归经”又着实给药物的应用思路打了折,才使得后世出现了“单方一味,气死名医”的笑话。学生曾经在世一堂当了几天跑堂打杂的,其间发现店里的老药工虽然不懂医理,却深知各药的生性喜恶,其每每以单味药治病,也真让我长了见识,不由得叹服本草之学的博大精深。

据说张元素著《医学启源》是为了引导李杲入门。察其全书,虽以六经为纲,内容却与《中藏经》一脉相承。关于张洁古,还有另一种传闻,即张氏在传授李杲的同时,还留下了另一支脉络,即王好古,两家合而为一才能成为真传。

金元寒凉攻伐太过,又引来了明代温补学派与之竞荣。时医各派,就如走马灯一样,来了又去,去了又回。

其间亦不乏伤寒注家,然而鲜有得其经诣者。大多数都是在用时方派的理论去解释经方派经典,就像今天的西医看中医,就是一个劲地往上套,能套上他那个东西那就是精华,套不上就是糟粕……所以出来的东西自然不堪入目,一观《医宗金鉴》所注伤寒便知。

时至清初,医界有双璧,一为江南叶天士,一为洄溪徐灵胎。叶天士的医术就如同晋代王右军的笔法,飘逸洒脱;徐灵胎则好似大唐鲁公颜真卿,年老手硬古拙雄浑。叶天士可谓时方派集大成者,将时方之学运用到极致,组方精细入微,一方之中药向不出七味。其法飘逸,故时人有半仙之誉。叶天士虽说自幼丧父,但怎么说也是有家学渊源,受过正规教育。而与其并称的徐灵胎则不同,徐氏出自书香门第,祖父曾参与修订《明史》,家中藏书万卷。徐氏本来是能在科举仕途上有所做为的,由于家人接连患病,使得其痛失至亲,便立志行医。于是尽弃诸业,每于房中日夜披览家中所藏医书,上溯汉唐,下追明清。打个比方,如果说叶天士是二郎神,那么徐灵胎就是孙悟空。二郎神是科班出身的正规军,孙悟空则是天生地养,石缝蹦出来的一灵猴。实质上徐灵胎是有师承的,只是老师没有显世罢了,就像孙悟空的师父菩提祖师,没有在野而已。正因为徐氏受时医的影响很小,因此才可以探及医源。所著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》,实得经方派《本经》真传之三味。

正如前文所言,明清讲一个“集”字。那时候的医家,追赶潮流,动辄就出大部头的书。官家修书,民间也争相仿效,以至于明清医书繁杂无序,浩如烟海,一时间诞生了一大批高产作家。比如张景岳,真无法想象他行医之余,哪来的功夫著书立说……抑或是他写书之余,从哪抽的空给人看病。话说回来,张氏的书再厚,也未跳出“张熟地”的美誉,莫非熟地一味药就抵得上洋洋万言!


再比如李时珍著《本草纲目》,历代医家多有微辞,如唐容川评价其“泛而无当”。其实在考证道地药材及论述药物炮制方面,《纲目》还是很详尽精当的。真传一句话,假传万卷书。徐灵胎的《百种录》一石激起千层浪,启发了其后诸多医家的思路,经方本草得以复兴。蜀中唐容川著《本草问答》,文章侃侃而谈,将药物合而论之,比较了各药性味、生长、应用,兼述医理。然而限于篇幅,论述未能畅快。还有一部邹澍的《本经疏证》,有《疏证》十二卷及《本经续疏》六卷。邹澍在应用经方的时候,有意识地加减各味药物,便体察到了各药的功用。令人出乎意料的是,各药的在《伤寒论》中的功用,俨然与《本经》所述如出一辙。至此遂知《本经》、《伤寒》实为一脉相承,古之人不余欺也!

正因为此,在学习《神农本草经》的时候可以利用《伤寒论》,以互为印证。如芍药,《本经》谓其“主邪气腹痛,除血痹,破坚积,寒热疝瘕,止痛,利小便,益气。”其主治为“邪气腹痛”,在《伤寒论》就有“本太阳病,医反下之,因而服满时痛者,属太阴也,桂枝加芍药汤主之。”“除血痹,破坚积”,则有“曾经半产,瘀血在少腹不去,何以知之?其证唇口干燥,故知之。当以温经汤主之。”至于“寒热疝瘕,止痛”,又有“奔豚气上冲胸,腹痛,寒热往来,奔豚汤主之。”……



《本经疏证》是对药分而论之的,在阐述各药联系方面较《问答》稍逊。因此二书可以相互参照。由于经方派疗效显著,时至晚清,便出现了诸多经方派大家。民国之后,中医 横遭劫难,余云岫一部《灵素商兑》,几乎把中医葬送了。听说连蒙受中医救命之恩的胡适都不敢站出来为中医说句话,子兮子兮,如此良人何!满纸酸楚,不提也罢。



现今炒得沸沸扬扬的火神派,实则就是出自经方门庭。然其失于偏颇,过犹不及。一次我听老师谈及火神派,谓其过于偏执,已失经方派神韵,用来纠温病的偏倒是正好。然而老师同样提到,火神派之于理论临证,确有独到之处,其论阳主阴从为经方家要义,所用对待之法也非时医所能比拟。



很长时间以来,四大经典中的《神农本草经》就已经成为了形式上的“四大经典”,从堂到临证,已罕有人问津。以史为鉴,可以知兴替,欲使经方一脉发扬光大,切不能重蹈前人覆辙。

经方,顾名思议,又叫经典之方。如果从处方的角度讲,宋以代以前的中医处方,都可以称为经方,宋以后呢,叫时方,这是以时代划分。那么从学术流派来讲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方技分为四类。一曰医经,二曰经方,三曰房中,四曰神仙。医经学派,是以针灸为主的,其是就是现在讲的《黄帝内经》。经方学派,是以汤液处方为主,而其代表的著作,就是《伤寒杂病论》。

        大家都知道,《伤寒论》是医圣张仲景的作品。但是其源流,在于《伊尹汤液经》,可惜这本书已经亡轶了。经方学派的另一部经典,就是《神本农草经》。可以这样说《本经》是药物方,《伤寒论》是方剂学。方技四家,其实与道家的关系都非常密切。房中与神仙都是修行方面的东西。而医经与经方的作用,说白了,就是为了延年益寿,保证修行成功,变成神仙之前别挂了,这个叫炉鼎不坏,没成仙,先变鬼了,就神马都是浮云了,是不是?

        你看,《神农本草经》中,经常看到的是轻身啊,延年啊,不老啊,神仙之类的话。南朝的陶弘景有一本书,叫《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》,这本书曾一度亡轶,但是在敦煌被发现。我们很幸运,古代的名医基本上都没看过这本书,我们能看到。不说别的,单说书名《辅行决》,就知道是为了辅助修行而创立的。所以中医归根结底,是道家。

       我们现在讲的“经方”,狭义点儿说,可以认为:凡是《伤寒杂病论》的处方,皆认为经方,用经方治病的医生,称为经方医,一群经方医,称为经方派。那么什么是时方呢?很简单,不是经方就是时方,所以在日本。经方,又称古方学派,时方,又能称后世方派。

      那经方与时方有什么区别呢?
       经方的药物比较简单,但是法度精严,气势恢弘。有人统计过《伤寒论》的所有处方(包括金匮部分)。1味药的有15方,2味药的有40方,3味药的有45味,4味药的有30方,5味药的 有28方,合起来有160余方,而两书去除重复,共有方281首。可以说,五味药以下的处方占了整本书的一大半。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。比如说,同样的甘草,张仲景配上桂枝,就去治了心脏。配上芍药,就能治到腹痛。而这么简单的处方,效果都是极其宏伟的,我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,呵呵。

        而时方就不一样了,绝大多数的时方,方药杂芜,或有效或不效,与经方不可同日而语。经方重流动,这一个处方下来,他是有气息,有生命的。经方,经常会用到毒性药物,经方家也因为善用毒物,所以常常可以治时医之不能治。那么,经方与时方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大的区别呢?我们先从经方的起源来看。前面说过,经方与道家关系极为密切。道家的修行者,在那个时代,很多人是有返观内视的功夫的,也就是说,一味药,或一个处方,吃到身体里,他起什么作用,往哪个内脏走,能治什么病。道家的先人是能够观察到的。而《本经》应该就是在这样的方式下写就的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,这么一个情景:一位道家的先师,先吃药物,然后坐下,打坐,入定,返观内视,然后记录药物的作用。而《伤寒论》的祖本《伊尹汤液经》,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就的。

        所以,基于内观实验的中药处方,与现代人以思维力想象出来的处方是不可同日语的。这个就是区别。日本人曾做过实验。将伤寒论的处方,不按原方比例调配,加大某一味药,或减小某一味药的剂量。发现效果都没有原方的好,原方的比例,可以称为“黄金比例”。

       所以,经方是实验的结果,不是胡乱来的东西。这么一说,大家可以明白了,经方为什么比时方高上一筹了。当然,时方医派也有很牛的医者。比如说,傅青主,这是被后人称为医仙的人。他基于五行理论创立的时方,亦是效果惊人。

       有一句俗话,医不三世,不服其药,很多人说,是三代的医生。这是错的。三世者,一曰黄帝针灸,二曰神农本草,三曰素女脉决。所以好的中医,一要看内经,二要是经方家,三要会素女脉。素女脉已经失传,前二世还有。明代的素女脉是否是真的现在不好说哈。

        学习《内经》你会很了解人的生理。而看《伤寒论》,很多人会一头雾水。为什么?完全是一条一条的证治条文,其本上是这样的格式。什么什么症状,什么症状,用什么药。我以前看《伤寒论》时有一个疑问。为什么仲景先师,不把这个处方的道理写下来,而只告诉你,什么证用什么方呢?后来,当我渐渐读懂了《伤寒论》时,我才明白其中的道理。《伤寒论》是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告诉你“道”。

         一个好医生,除了要学会经方运用这个术,还要知道这个术是怎么回事的这个“道”。日本的“古方学派”,是否定《内经》的价值的,认为《伤寒》是实用的,《内经》是虚妄的。这是很偏颇的想法。你用《伤寒》的方可以达到很好的水平。但是,你永远也无法追上仲景了,不是吗?我们不敢奢求超求,但最起码要做到,与古人对话。而仲景就是学《内经》出身的。

         想学中医的朋友,也应该有这个意识,创造属于自己的“经方”而这个能力,就得从《内经》去获得。内经很奇怪,182篇论文,只有十三个处方。那他讲什么?讲“道”。有一天,你明了这个“道”了,自然可以做到,举手皆成方,方方不离法。

1时方

1.1 时方思维理论特点

时方的核心理论是以阴阳五行、脏象、经络、运气等学说为主要内容。这一流派的影响最为深远,成为历代中医的主体。从汉唐到明清,绝大部分的中医典籍,均属时方体系,如《华佗神医秘传》、钱乙《小儿药证直诀》、张元素《医学启源》、张景岳《景岳全书》、陈士铎《辨证录》等。这一流派的临证思维特点是,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,判断其气血阴阳盛衰,脏腑虚实等,辨出其相应的病机,进而确定治法,拟定方药。时方中的泻白散、左金丸、导赤散、龙胆泻肝汤等方名即已显示其思维特征。时方在临床上强调对每一疾病病因病机的认识,晚近的中医更重视辨病治疗,甚至结合西医的病理药理来指导用药。

1.2时方思维临证举隅

我们在临床上经过了以时方思维到经方思维的历程。
①曾治一位肾病综合征患者,全身高度浮肿,阴囊肿如茶壶,病势危急,中西药叠用无效,改用三拗汤合五苓散,药后15分钟即大汗淋漓,小便通畅,仅服1剂后浮肿大消,余药未再服而改方调治。当时用三拗汤的思路依据是宣肺利尿、提壶揭盖,用五苓散则是温阳化气利水。
②某女,年逾6旬,患肝硬化10余年,因腹水加重住院,其小便不利,点滴难出,腹胀脐突,喘促难安,命在旦夕,诸法叠用而乏效。观其舌面光净无苔有裂纹,断为真阴涸竭,仿照张景岳补下启中法,重用生地黄、熟地黄各90g,并加白芍、山茱萸、五味子等,药后小便渐出,逐日好转,未及半个月则出院。

2经方

2.1经方思维理论特点

经方的核心理论是方证对应,其中《伤寒论》以六经为纲以方证为目,论述了所有疾病发生的基本脉证规律与治则方药,是中医辨证治疗学的总论,而《金匮要略》是以杂病为纲以方证为目,属于各论。


临证的着眼点是疾病所表现出的特异性的脉证组合,强调方与证的严格对应。譬如麻黄汤证与桂枝汤证在“无汗,脉浮紧”与“汗出,脉浮缓”上的证候区别。再譬如“太阳病,项背强,无汗恶风,葛根汤主之”与“太阳病,项背强,反汗出恶风者,桂枝加葛根汤主之。”《金匮要略》中有“发热而呕者,小柴胡汤主之,”“呕而胸满者,吴茱萸汤主之”等等。


在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中处处展现的是这样严谨的方证对应关系,即有是证,用是方。方证辨证在临床中并不注重气虚血瘀、肝郁肾虚等,大论中极少有病机术语。虽“罕言病理”,但并非没有病理,经方方药之中蕴含独特的理法。

2.2经方思维临床举隅

白虎汤治崩漏:一女患者崩漏3年,历经中西医诊疗无效。当时天寒大雪,患者却不断地饮冷水,黄煌老师据此并结合其脉证选用白虎汤加阿胶,病情迅速好转直到治愈。另一女年近5旬,患崩漏近半年,查为子宫肌瘤,妇科医生认为必须手术,患者拒绝。观其有口渴多饮等症,按照黄煌老师的经验,用白虎汤加味10剂,血止。随访至2011年12月无不适。可见经方方证有着很强的可重复性。


麦门冬汤治咳喘:一老年女患者,素有咳喘,某次复发,初在门诊输液治疗1周,病情难以缓解转住院治疗。观其咳喘不止,咳痰黏稠,舌面及咽部光净而干。仅以麦门冬汤原方两剂而愈。此后以此方治疗有类似脉证特点而未经其他治疗的咳喘患者,仍有可靠的疗效。


小半夏加茯苓汤治顽固性呕吐:一患者因胆结石服排石药2个月,因苦寒药过重,后出现顽固性呕吐,吐大量的清涎,住院治疗多日不效,我们以小半夏加茯苓汤2剂而愈。

3经方与时方思维比较

3.1经方与时方两种思维用药比较

经方派与时方派对药物的认识亦有很多区别。时方中对孕妇忌用半夏、当归等药,而《金匮要略》即有“妊娠呕不止,干姜人参半夏丸主之”及“妇人怀妊,腹中痛,当归芍药散主之”。我们曾治一孕妇,因车祸而腹痛出血月余。观其腹痛出血,血色紫暗有块,便秘,脉沉涩。投桃核承气汤7剂而愈。又如,时方药物理论认为枳实破气,气虚胃下垂不宜用。而经方中的药物配伍却不遵循这些原则,其用枳实的着眼点是心下痞、腹满等。用补中益气汤加枳实治胃下垂,当时颇为困惑。再如人参与黄芪,均为传统补气药,常同时运用于气虚诸证;而在《伤寒论杂病论》中,却无一方是二者同时使用的,原因是二者有严格的体质指征。时方尤其到金元以后,对药物的认识更繁杂,如“十八反”、“十九畏”等,而经方中的附子粳米汤等,恰恰就是附子与半夏同用。


时方治病常面面俱到,方大药杂;而经方常单刀直入,击中要害,药简效宏。时方辨证相对主观笼统,经方辨证则更客观精确。汤本求真在《皇汉医学》序言中简要而精确概括了经方与时方的异同。

3.2经方与时方两种思维临证比较

曾治一患者,面如红枣色半个月,观其有低热、口渴等症,查血糖正常,一时难以着手,细问知其小便不利,再结合其脉浮数,便认定其为五苓散证,5剂而愈。原先治肾病综合征的医案,虽也是用五苓散,但觉得那时是根据想象推理,并不是依据大论(《伤寒论》原文71、72、73、74条等)中的方证,虽然获效,实属侥幸。


一患者胃痛数月,痛甚难忍,查为胃溃疡,观其痛甚时则脘部隆起如块,不可触按。以大建中汤原方3剂而愈,并未用白及、瓦楞子(据现代研究,可保护胃黏膜,制酸止痛)之类的中药,更没用任何西药。
正是这些成功的医案,一次又一次地激发了我们对方证探索的信心和兴趣。有些疾病用经方治疗还可以用时方勉强解释,而有些经方的应用则难以用时方解释,必须用经方思维来解释。如宋代许叔微用麻黄汤治咯血,清代舒驰远用麻黄汤治难产,以及丁甘仁用桂枝汤治背疽等。
我们从方证药证入手,通过临床反复体会大论中的方证组合,对经方思维的认识日渐明晰。

4经方思维不被认识的思考

虽然张仲景被称为“医圣”,又常以“效如桴鼓”来形容经方的疗效,但为什么经方的普及不尽如人意?虽然柯琴说“仲景之道至平至易,仲景之门人人可入”,可为什么真正入门和擅于运用经方的人少之又少?我们通过不断学习反复思考,结合自己的临床体会,试图从历代医家的成败得失中寻求答案。认为自金代成无己首开以《黄帝内经》解《伤寒论》以来,《伤寒论》的真实面目已被扭曲,严重阻碍了人们对《伤寒论》的认识理解。

经方派自古是中医界的一个重要流派,其诊疗体系具有完整而独特的临证思维模式,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,以推进经方临证的普及。历代经方家虽多,但真正领会经方奥旨并坚持经方思维的纯正经方家甚少。如孙思邈坦言:“至于仲景特有神功,寻思旨趣,莫测其致。”林亿所言:“其言精而奥,其法简而详,非寡闻浅见者所能及,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,惟王叔和能学之,其间如葛洪、陶弘景、胡洽、徐之才、孙思邈辈,非不才也,但各自名家,而不能修明之。”林亿所说的是要完全认识经方的本质是很难的,但从应用的角度来说还是可行的,并非望尘莫及。从近现代来看,曹颖甫、吴佩衡、胡希恕、范中林等可谓纯正的经方家。

只有真正领略经方思维,从方证、药证入手,久而久之,才能更正确更深刻地认识经方、运用经方,最终在临床上达到操纵自在,左右逢源的境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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